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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是少数新公司，后来是大企业，现在连老牌企业也变了。一位日本社会学家 16 年的社会观察。

文丨《财经》记者 姚胤米

编辑丨黄俊杰

有那么一段时间，日本企业 CEO 曾是他们的同行们最羡慕的一群人。不是因为他们赶上的市场机会更好，而是他们拥有全世界最最敬业又最最勤奋的雇员。

不需要企业文化灌输，也不需要定期考核价值观，雇员们自发地为公司奉献自己的时间，充满骄傲和荣誉感地交出自己的人生，跟着它一路往前闯出去。他们的忠诚心和生产力是那么令人惊叹，以至于人们只能用 “企业战士” 来比喻他们卖力到愿意为公司粉身碎骨的决心。

那是日本经济增长最快的时期，“企业战士” 们共同书写了日本战后经济奇迹。1978 年，二战结束的第 33 年，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无限的乐观主义在社会上蔓延，人们普遍相信房价永远会涨、自己永远不会被公司抛弃，并且薪酬永远会增长。他们据此消费、贷款 30 年买房、重金投入子女教育。经济学家野口悠纪雄曾在 1968 年发表演讲，题目是《21 世纪的日本——10 倍经济社会与人》，他认为高倍率的增长还将继续，明日一定会比今日更好。

衰退自 1990 年代陡然出现，又续上 2008 年金融泡沫破灭。危机顺着太平洋涌向日本。业绩低迷，松下、索尼、东芝等日本知名大公司相继大裁员，原本和谐甜蜜的雇佣关系也走向对立。

曾被广泛认可的三大日式经营法宝——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企业内工会，渐渐收起它们在员工心中的神圣感，变成越来越遥不可及的 “曾经的好日子”。

保住营业利润变成企业的第一目标，雇员既是它们生产力的原料，也是每经营一日就要面对的成本。既然无力增长，那就降本增效吧。

“吸血企业” 出现了。

他们不再耐心地培养员工、给他们成长空间，而是想方设法用尽 “人形原料” 的价值，再把无用之人一脚踢开，换上新的。他们依然鼓励超长时间加班，称赞特别能熬夜的雇员，承诺会让这样的员工升职，但未必兑现承诺。企业们认为自己可以恶劣地对待员工，反正在衰退下，这份工作一个人不想干，还有无数人等着干。

公司里的不同层级都有管理者们掌握成熟的精神打压技巧，让雇员们承认自己的不足，并且怀上愧疚之心，为公司奉献全部精力和自我。碰到那些 “经受不住考验” 的，他们再动用各种巧妙的方法让雇员主动离职。

当经济曲线调了个方向走下去时，人们同样会拼尽全力，只为保全一份工作。

放眼日本高校，大学生们从入学到毕业的四年几乎都耗费在找工作上，很多学生入学后不久就开始忙于竞选干部、参加志愿活动、找企业实习、参加国家资格考试。进入公司的人也如履薄冰，谨言慎行，生怕一个失误就成了下一个被离开公司的人。

日本企业变黑心的故事，社会学家今野晴贵已经跟踪观察了 16 年，他是非营利组织 “POSSE 互助会” 的创始人，每年接受 5000 件与劳动雇佣关系有关的咨询。他见证吸血企业逐年变多，使日本从 “过山车社会” 进入 “陷阱社会” 再到滑向 “俄罗斯轮盘赌社会”——好企业越来越少，谁都可能是下一个受害者。

在著作《吸血企业》中，今野晴贵引用人力资源咨询师常见阳平《我们都是 “高达” 中的 “吉姆”》的类比，他解释道，“吉姆”（RGM-79GM）是系列动画片《机动战士高达》中帮衬主角的量产型机器人，往往第一个被击落。那便是这个时代大部分日本人的命运。

实在有太多年轻人在他眼前被一一击落。有的因为加班太多而过劳死；有的拼尽全力却没能得到公平肯定，选择自我了结生命；大量被公司驱逐出来的年轻人，从精英毕业生变成依靠社会最低保险生活的人；还有的人永久地陷入自我否认，足不出户，从社会消失。

工会、律师事务所、心理咨询室等保护劳动利益的机构没能起到效果，而起诉的道路又是那么漫长和容易失败。2019 年因为心理危机离职并起诉公司的人中，只有 88 个因抑郁症等疾病导致自杀或自杀未遂而被认定为工伤事故；即便政府承认过劳死是死亡原因，但法院往往认定是死者自己的责任，很多家属得不到赔偿。

十年前，当吸血企业第一次被提出时，日本报纸还会刊文批评年轻人精神脆弱，远不如他们父母一代能承受压力。今野晴贵一次次接受采访，不厌其烦地重复吸血企业的危害性，他著作的副标题体现了他强烈的担忧——“吃垮日本的妖怪”。

随着社会上反对的声音越来越高，企业自我辩解的声音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日本政府也着手解决问题。从 2017 年 5 月开始，厚生劳动省会在其政府官网上，每月定期披露那些违反劳动基准相关法律的企业。2019 年，日本修改劳动法，明确限定在一周 40 小时的基础上，企业雇员的加班上限不得超过 45 小时。

不过，企业们总是有办法绕开监管，雇员也会接受 “被吸血”——过去十年始终岗位少、求职者多，通过与员工签署自愿同意的协议，就能继续让人加班。

今野晴贵曾在接受采访时说，有一家公司规定员工每天晚上七点下班，但实际工作常常到深夜。如果在外面参加会议，打卡不及时，员工会接到一个电话，被粗鲁地要求在系统内登记 “下班”，再继续工作。

距离《吸血企业》日文版发行已经整整十年，直到今天，日本仍处在经济危机的后果中。根据厚生劳动省的统计，2020 年日本雇员的实际总现金收入已降至 1997 年的 83.1%。

在一年又一年的坚持中，社会对否定吸血企业建立了共识。吸血企业已经成了一个固有名词，甚至进了日本著名的词典《广词苑》。但经济衰退期，最没有选择的一定是普通求职者。所有人都向现实低头。“不管是吸血企业，还是什么企业，只要现在能就职，能赚到钱，就是最主要的。”今野晴贵说。

顺从的员工造就了僵硬的公司，创意变成一种罕物，日本的经济和社会的活力至今没有恢复的迹象。

今年 8 月，《吸血企业》中文版发售，《财经》记者在 9 月底与今野晴贵进行了一次视频访谈，以下是我们的对话：

“没有竞争力的人不配在公司活下去”

《财经》记者：什么样的企业能算作吸血企业？

今野晴贵：根据我的定义，吸血企业的特点是利用和摧毁年轻人——让员工过度努力、辛苦地工作，在短时间内榨取人的全部价值，对他们的身体和心理造成伤害，再抛弃。

吸血公司会有目的、有策略地否认新员工的表现，甚至会洗脑，说他们作为人是多么的没价值、对公司来说没有生产力，刺激他们付出更多努力。

《财经》记者：你是怎么意识到这成了一个普遍现象？

今野晴贵：2008 年危机之后，我们收到了很多咨询，不少是来自 IT 公司和新兴产业（比如食品服务和零售）的全职员工。其中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案例是，日本的一家知名 IT 类上市公司，说是月薪 20 万日元左右（约合当时 1.5 万元人民币），但月薪里包括 80 小时的加班费。那 80 小时不就是欺诈吗？

他们那一年招聘 200 多人，但短期内就有 100 多人辞职。后来得知，他们会用一些职场霸凌的方式，让员工觉得自己工作能力或者其他能力不够，慢慢地，员工以 “因个人原因” 辞职。后来，企业一边大量录用人，一边大量筛选人的现象普遍多了起来，我意识到这是一个变化。

《财经》记者：通常员工入职一家公司多久之后，会面对这些打击？

今野晴贵：有些公司从员工刚入职接受新人培训时就开始了。

比较常见的后果就是睡眠障碍和轻度发烧。还有的人会在工作时昏倒，这个对于任何长时间工作的人来说都不罕见了。出现这种情况时，有的公司会叫救护车，有的公司会等员工清醒之后要求他继续工作。

《财经》记者：在所有被公司霸凌的情况中，让你印象最深刻、情节最恶劣的行为是什么？

今野晴贵：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公司让员工来证明自己是多么的无用，甚至有公司要求员工在纸上写自己是多么没有工作能力。在一味地写下自己是多么没用的过程中，他们的精神状态受到影响，去做心理咨询，到最后还是留不下来。

公司们觉得，没有竞争力的人不配活下去，是没有生存价值的。在公司里，这种话已经被说得很坦然了。我们就曾接触过这样的公司，它觉得如果你不能给公司带来盈利，甚至都不承认你是一个人。他们用的词语叫做 “非人类”。

《财经》记者：如果员工能撑下去，会怎么样？

今野晴贵：总的来说，那些能自食其力的人会在短时间内辞职，再找下一份工作。在培养高竞争力文化的工作场所，留下的职员最后会走上两条路，一些被同化，成为欺凌者；另一些成为被欺凌者。

《财经》记者：日本公司内部的心理咨询部门实际能发挥作用吗？

今野晴贵：数年前，日本的法律得到了修改，强制规定大企业必须要建立心理关怀部门，或者设定公司内的心理医生。比较有意思的是，吸血企业的现象并没有得到改善。

在一些大企业，员工都要定期进行心理疲劳度的测试。如果说公司发现你的心理有问题了，你在内部的评价就会降低。这就会造成员工故意隐瞒自己的问题，最终公司也并不能够确切地掌握到自己的哪些员工有心理疲劳。

“金融危机后，吸血企业开始浮出水面”

《财经》记者：当经济下行，日本企业怎样一步一步走到今天？

今野晴贵：日本企业不是一下子变成吸血企业的。总的来说，2008 年雷曼兄弟公司倒闭后，这个问题就开始浮出水面。

起初，大型连锁超市、连锁店、便利店等等企业，很多店长非常辛苦地工作，直到自己实在做不下去了才辞职。后来，公司内部重要的营销和产品开发岗位，也是 “一次性” 地使用精英大学毕业生，用完了就扔。慢慢地，公司们都认可这种模式，因为吸血一样可以保证公司盈利，最终导致吸血企业在社会上盛行。

《财经》记者：日本社会各方面环境如何 “创造” 了滋生吸血企业的环境？

今野晴贵：当时日本经济从高速增长期一下子退缩下来，社会失业人员和非正式社员突然大量增加。2009 年开始，政府的目标也是鼓励各大企业积极雇佣正社员（即长期雇佣员工，而非有期限的合同工），从政府的角度来说，充满非正社员的就业环境是不稳定的。

因为这样的倡导，民众都尽可能地想去找一家公司当 “正社员”。找不到工作的年轻人哪怕误打误入进入了吸血企业，也不会轻易地出来。他们都不想再回非正规雇佣的身份里去，或是回到不定期的失业状态里，所以拼命地坚持。

再补充一点，在当时那个社会环境下，政府、父母、老师和周围的人都告诉年轻人要努力工作，有点超出自己能力范围内的那种。你不能退缩，一定要往前行，直到他们抑郁甚至死去。

《财经》记者：你在接受日本媒体采访时曾说，起初提出吸血企业概念时，社会并不认可这个说法。后来呢？

今野晴贵：最初提出这个词的时候，很多人认为是年轻人撒娇、不够坚强，反而受害者受到了相当大的抨击。以前报纸上有这样的说法：得了抑郁症或过劳死的员工都是能力低下的弱者。

在小泉政府期间，社会上普遍认为社会竞争残酷，年轻人太天真。我的书中写一家连锁服装零售企业如何不公正对待员工，我没有提名字，但是根据内容，大家认为我指的是优衣库，给优衣库带来了很大的舆论压力。

2013 年 4 月 23 日，优衣库的 CEO 柳井先生在《朝日新闻》接受采访，说 “未来的中产阶级将走向衰落，社会分化为两层，一类是年收入为 1 亿日元的（当时相当于 580 万元人民币），一类是年收入为 100 万日元的（当时相当于 5.8 万元人民币）。……这是我们生活的激动人心的时刻。我总是告诉我的员工，如果不改变，我们就会死去。”

我要补充一点的是，如果一个人年收入低于 150 万日元，就进入受到公共福利帮助的范围了。

《财经》记者：柳井敢于这样直接表态，说明他认为这样的观点可以被公众认可，是吗？

今野晴贵：当时公司的经营者的普遍认知是：我一定要苛刻地要求员工，教育员工，只有严格的管理才能成长。这样的论调很多，在当时的日本社会也是被广泛地接受的。

柳井的认知也是这样的，就是我严格，我为了公司的利益，我有什么错误吗？他认为自己那样说，能够被理解、被接受。但是没想到，他的论断出来了之后，在整个社会引起了更大规模的争议，反对他的声音几乎是压倒性的。

十年后，“很遗憾，日本吸血企业的数量变多了”

《财经》记者：这本书在日本已经出版十年了，日本现在的吸血企业比之前是更多还是更少了？

今野晴贵：简单地说，很遗憾，吸血企业的数量变多了。

吸血企业的问题虽然在公众舆论蔓延，但这样的经营方式也更容易获利。这个和日本的经济实力下降有很大的关系，企业找不到增长点，如果想要在市场上获得独当一面的利益，就往往得压制员工、降低成本，提高公司的盈利。新兴企业成为可能性比较多，最近哪怕是一些有历史的老企业也变成。

《财经》记者：这十年里，日本政府针对过劳死现象修改了劳动法，严格限定员工的工作时长。这是否可以理解为政府层面想要遏制并解决吸血企业的问题？

今野晴贵：只能说，虽然政府对劳动法进行了改革和修正，但是没有效果。听政府的话的企业，本身就是比较正规的好企业。不听政府话的企业，总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举个例子说，根据目前日本的法律，只要员工跟公司签订一个劳资协定，公司就可以让你加班，而且加班多少都无所谓。有人说这成了过劳死的温床，所以修改规定了在每周工作 40 小时的基础上，一个月的加班上限是 45 个小时，一年的上限是 360 小时。

但日本公司还有 “裁量劳动制度”（即允许员工采取自由工作方式，出勤和下班时间弹性制），把员工都划定到符合自由裁量的专职人员职务范围内，这样员工加班的时间就不受限制了。政府部门几乎不可能到每个公司检查他们的员工是否都是专职人员，这样一来，就会有公司钻了法规的空子。

《财经》记者：日本的工会也是企业内部成立，能指望公司内的人解决员工受到不公待遇的问题吗？

今野晴贵：没错，多数日本企业的工会都附属在内部。员工受到任何不公待遇时，去跟工会说，等于是没有用的。公司也有提供各种保障的 “社内商谈窗口”，员工可以去那提出申诉，但也是没有用的。相反，如果你在公司内指出一个问题，整个组织都会知道你才是造成问题的人。

日本也有国家劳动基准监督署，我们团队今年以来接到 5000 件咨询，有一半以上都是在公司内部窗口和劳动基准监督署不能得到很好应对。也有非常少的一部分通过公司外部的劳动工会申诉，之后通过网络曝光，可能会引起社会关注。但受害人并不一定能得到救助。个人可能会被公司以名誉诽谤为理由反咬一口。

《财经》记者：所以实际上最终得到妥善解决的比例有多少？

今野晴贵：恐怕十个人来申诉，只有一个会坚持到最后，并得到解决吧。

这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一半以上问问、听听就结束了。剩下一小半在收集证据的过程中心力交瘁，就放弃了。只有 12% 的人能坚持到最后。

《财经》记者：挺遗憾的。

今野晴贵：非常残酷，也是个现实。

《财经》记者：大部分人会因为什么而放弃？

今野晴贵：一方面，他们要承受来自公司的压力，考虑到各种人际关系，不敢跑这个马拉松，尽管从法律上讲，公司绝对有错。还有的在维权的过程中，以前受到不公待遇、被霸凌造成的精神疾患又会发病或者恶化，不得不放弃。

第二个原因，是来自于家庭压力。很多受害人的父母或者伴侣不希望他在公司惹上麻烦，说，算了算了，不要跟公司作对，我们还是平平静静地生活吧。或者说，你要养家糊口，有这个精力，还不如找下一个工作。来自家庭成员的不支持和施加压力，最后也就让他们放弃了。

大多数咨询者父母这一代，过劳死已经很流行了。那一代日本人也认为自己是最努力的人，认为自己支持了公司增长，如果能坚持下去，公司正常发展，就会在世界上领先，对自己也有好处。所以还是耐心点好，与其惹麻烦，还是忍了，一直忍耐，总有一天公司会给你相应的回报。

这是他们一个固定观念，所以也会这样劝孩子。但是，以前的企业和现在的企业不一样了，现在的企业是，你再怎么努力，最终也只会被公司抛弃。

“员工发自内心想要为公司做贡献的意识已经非常薄弱了”

《财经》记者：勤劳、主动加班、为公司奉献自己是光荣的，这样的观念曾经在日本是如何形成的？

今野晴贵：以前，能成为公司员工是精英阶层的特权。作为对公司忠诚的回报，员工可以被终身雇佣，并且有完备的基于业绩和资历的工资体系。从 1950 年代开始，在劳动运动的推动下，“公司职员” 的地位在非精英阶层中也得到了普及。但对非精英阶层来说，它是以过度工作作为交换得来的。

1970 年代以来，日本社会开始形成了一种观念，只有努力工作，终身雇佣制和基于业绩和资历的工资制度就是你的回报。所以那时候开始，大家会愿意主动加班，奉献自己，公司最终总会回报你。

《财经》记者：你父母那一代正好经历了那个时期吧，他们怎么样描述自己和工作的关系？在找工作方面怎么引导你？

今野晴贵：我父亲是公司雇员，我母亲是家庭主妇。当我还是一个大学生的时候，我妈妈总是不厌其烦地要求我在一家公司找一个班上。

我有点标新立异，我很叛逆（作者大学期间就成立了非盈利组织，为受劳动纠纷困扰的人提供咨询）。但是大多数日本年轻人还是顺从于父母的传统价值观，根本没有反抗。他们也接受，大学毕业后不进入一家公司就职，自己的人生就无法得到一个圆满的开始。

《财经》记者：你为自己的反抗付出了什么代价？

今野晴贵：我本科毕业后继续读研究生和博士。但在日本，本科毕业后不马上去公司找工作，人生坑就会陷入一个非常困顿的状态。

家庭成员给了我很多压力，父母经常会和我说，你得赶快去就职，赚钱，以后再去做你想做的非盈利机构，这才是正途。我做非盈利机构以后，被一些媒体报道，有一些知名度。但是对于这些，我的家庭成员全都采取不关心的态度，就无视。

《财经》记者：过去二十年，日本给全世界的印象也是有最敬业、最勤奋的员工。日本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真正改变了自己看待工作的态度呢？

今野晴贵：其实现在也不是这种意识没有了，而是发自内心的、自主地想要为公司做贡献的意识变得非常薄弱了。

在日本，服从公司命令的文化并没有改变。员工自主积极性在下降的结果是，他们继续服从任何指令，但几乎没有人去思考，去做对公司真正有利的事情。我接触到的年轻人里，很多人对公司的发展和改革会有一些想法，但一想到可能跟领导的想法不一样，可能就选择不说。

《财经》记者：现在年轻人中间流行一种说法，叫精神离职，就是你人在公司，但是心思不在，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也是很消极的。

今野晴贵：就算没什么创意，只要员工服从，企业使劲儿把他用完，也能获得利润。现在日本无论是经营者还是劳动者，似乎都已经习惯这个状态了。

“一个耗尽年轻人的国家没有未来”

《财经》记者：之前在接受采访时你曾对媒体说 “一个耗尽年轻人的国家没有未来。” 你这本书的副标题 “吃垮日本的妖怪” 也是很直接的呼唤。具体来说，它对社会造成的危害包括什么？

今野晴贵：吸血企业变多，患有精神疾病的年轻人数量不断增加，导致社会承担的那部分医疗费用增加。

吸血企业通常会在短时间内消耗完一个年轻职员。他们没有机会在工作中发挥自己的技能、职业知识和技能不全面。此外，由于辞职人数的增加，迫使许多人失业，这也导致国家税收收入下降。

缺乏稳定的就业会导致生产力整体下降，勤奋工作的文化也会消失，因为你的努力工作不会得到补偿。毕竟，吸血企业滥用、破坏了人们对传统雇佣关系的信任。最终把成本和负担转嫁给了政府和社会。

《财经》：十年过去了，你现在描述的日本社会观念和你书里写的似乎没有变化。

今野晴贵：确实这十年没有什么显著的变化，但我还是想强调一点，吸血企业已经成了一个固有名词。现在，当大家遇到各种各样的职场霸凌，不公待遇时，哪怕心里面怕、有顾虑，但是会说这间企业是一个吸血企业，我们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有这样一个思维模式在形成。

《财经》记者：吸血企业，高昂的成本实际上是由国家和社会承担。你认为，在改变这个状态上，还有哪些事情可以做得更好？

今野晴贵：现在日本年轻人虽然说对吸血企业这个词比较熟悉，但是各个大学并未对如何应对这样的工作环境有系统性的教育。年轻人对于自己进入什么样的企业，知识和心理准备并不充分。

毕竟很多学校主要追求的还是就职率。不管是进入什么样的企业，只要学生能进入企业，就是学校追求的终极目标。

《财经》记者：这几年日本一些影视作品好像都在倡导一种新的理念，比如书籍《作二休五》，剧集《我，到点下班！》。你怎么理解这些作品背后，人们的反思和期待？

今野晴贵：日本民众都明白，如果一直这样下去，肯定是不行的。

知道这样加入企业其实没有未来，需要自己创造自己的未来。——如果说有这样的想法，并且去执行实施的人更多的话，也许日本的社会会真正变化。但不管大家怎么说，实际上目前还是屈服于现实。